“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毛泽东评伏波将军马援

1950年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但是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也到了朝鲜前线。对于是否要岸英赴朝参战，毛泽东的决心不动摇，他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

毛岸英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打响第二次战役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美机轰炸，在志愿军总部充当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的毛岸英，不幸倒在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火焰之中，献出了他年仅28岁的生命。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听到岸英牺牲的噩耗，沉默，抽烟，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这个不要急着告诉思齐了。”“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同普通的志愿军战士一样，毛岸英的忠骨被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跟他在一起安息的还有134名中华儿女。毛岸英的墓位于最前排的正中间。墓碑正面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其实，关于毛岸英安葬在哪里的问题，曾有过不同意见。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就安葬毛岸英烈士一事给中央军委发来一份请示，军委总干部部起草了复电，要求志愿军总部将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按理说，在国内安葬毛岸英无可厚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以及在朝鲜牺牲的团以上干部遗体，均已运回国内安葬在安东、沈阳等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因此，这样做并无特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看完电报后，觉得把毛岸英的尸骨运回国内安葬不太妥当，于是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的态度：

“总理：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看完彭德怀写来的信，也认为毛岸英的尸骨不宜运回国内安葬，更不宜在北京安葬，应该和牺牲了的所有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这也是主席的意思，这样做政治意义更大。于是，他将彭德怀的信批转给毛泽东阅示。

毛泽东的秘书拿着文件夹走进菊香书屋，轻声说，“主席！总干部部给彭总发来一个电报，说岸英是主席的儿子，要求将岸英的遗骨运回祖国，破格安葬在北京。彭总从大局考虑，认为这样做不妥。这是彭总写给总理的报告，总理批给您阅示。”

秘书把文件夹递给毛泽东，接着又说：“金日成首相来电，向主席表示慰问，他说岸英同志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也是朝鲜人民的儿子，他们希望把岸英安葬在朝鲜。”

“老彭说得对，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能因为我是党和国家的主席，就给儿子搞特殊啊！”毛泽东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文件上慨然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也不要为他举行特殊的葬礼。”这就是一代伟人的胸怀！

于是周恩来当日在彭德怀的信上做了“尊重你的意见和朝鲜同志的要求，请（传珠）重拟复电”的批示。刘少奇、邓小平圈阅后也都表示同意。

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时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后来，刘思齐、邵华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泽东沉默良久，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

毛泽东的“何须马革裹尸还”，化用的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一句名言：“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邪？”
马援是毛泽东多次引用和评论过的古代将领。

马援

马援（前14—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著名的军事家。因功累官伏波将军，封新息侯。

马援的祖先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赵奢曾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功勋卓著，被赵惠文王赐号为“马服君”，自此，赵奢的后人便以马为姓。汉武帝时，马家从邯郸移居茂陵。马援12岁时，父亲去世。马援“少有大志，诸兄奇之”。

马援曾当过郡中的督邮。一次，他奉命押送囚犯到司命府。囚犯身有重罪，马援可怜他，私自将他放掉，自己则逃往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后天下大赦，马援在当地靠畜养牛羊致富，有马、牛、羊几千头，谷物数万斛。对着这田牧所得，马援慨然长叹，说：“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于是，把所有的财产都分给兄弟朋友，自己则只穿着羊裘皮裤，过着清简的生活。他常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新莽末年，四方兵起。王莽任命马援为新城（今陕西安康）大尹。王莽失败后，马援跑到凉州避难。这时隗嚣占据天水，自称西州大将军，对马援非常器重，任命他为绥德将军，让他参与军事机密，决策大事。此时，公孙述在蜀称帝。隗嚣为决定去从，派马援去探听虚实。

马援

马援跟公孙述本为老乡，而且过去交情很好。没想到公孙述此时却给老友摆起皇帝架子来。他先盛陈卫士，然后才请马援进见，待刚见过礼，又马上让马援出宫，住进宾馆，接着命人给马援制作都布单衣、交让冠，然后才在宗庙中聚集百官，设宴招待他。公孙述来赴会，途中摆列仪仗，前呼后拥，装尽模样，做尽姿态。到宗庙，则毕恭毕敬，煞有介事地走进来，完全按君臣礼节招待百官。宴席十分丰盛，设有旧交的位置。席间，公孙述表示要封马援为侯爵，并授予他大将军的官位。马援的随从宾客挺高兴，以为受到了礼遇，都愿意留下来。马援给他们讲道理，说：“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马援回来后，对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建武四年（28年）冬，隗嚣让马援带信到洛阳去见光武帝刘秀，刘秀着便衣在宣德殿接见了他。刘秀笑着对马援说：“卿遨游二帝闲，今见卿，使人大。”马援行礼后，接着刘秀话题说：“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臣与公孙述同县，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后进臣。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光武帝听了，笑道：“卿非刺客，顾说客耳。”马援说：“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光武帝壮其胆识，认为他与众不同。
马援要回西州，光武帝派太中大夫来歙持节相送。马援回来后，隗嚣向他询问东方的传言和京师的得失利弊。马援对他说：“前到朝廷，上引见数十，每接燕语，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隗嚣又问：“卿谓何如高帝？”马援回答：“不如也。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饮酒。”隗嚣心里不高兴，说：“如卿言，反复胜邪。”但隗嚣还是同意归汉，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做人质，马援也就带领家属一起到了洛阳。

马援

马援到洛阳后，居数月而无职务。他发现三辅地区土地肥沃，原野宽广，而自己带来的宾客又不少，于是便上书给光武帝，请求率领宾客到上林苑去屯田。光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然而不久隗嚣听信了部将王元的挑拨，想占据陇西，称王称霸，因而对东汉存有二心，处事狐疑。马援见状，多次写信，好意相劝。隗嚣怨恨马援，认为他背离自己，见到信后愈发恼火，后来竟起兵抗拒光武帝。

光武帝召见马援商议征讨隗嚣之事。马援详细地说出了自己设计的对付隗嚣的办法。光武帝便派马援率领五千突骑来往于陇陕之间，游说羌族的豪长和隗嚣手下的将领高峻、任禹等人，向他们陈说祸福利害，做分化瓦解工作。

建武八年（32年），光武帝刘秀自统军讨伐隗嚣。军队到了漆县（今陕西彬县），不少将领认为前途情况不明，胜负难卜，不宜深入险阻。刘秀也犹豫不定，难下决心。正好马援奉命赶来，光武帝连夜征询他的意见。马援认为隗嚣的部将已有分崩离析之势，如果乘机进攻，定获全胜。说着，他命人取些米来，当下在光武帝面前用米堆成山谷沟壑等地形地貌，然后指点山川形势，标示各路部队进退往来的道路，其中曲折深隐，无不毕现，对战局的分析也一目了然。光武帝特别高兴，说：“虏在吾目中矣。”遂决意进军。次日，光武帝挥军直进。很快，隗嚣军主力被汉军消灭。

此战中，马援“堆米为山”是取胜的重要原因，这在战争史上是一个创举，是近代“军用沙盘”的鼻祖。

建武九年（33年），马援被任命为太中大夫，做来歙的副手，统领诸军驻守长安。

自新莽末年始，塞外羌族不断侵扰边境，不少羌族更趁中原混乱之际入居塞内。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西北）一带属县多为羌人所占据。来歙就此事上书，说陇西屡有侵扰祸害，除马援外，无人能平。
建武十一年（35年）夏，光武帝任命马援为陇西郡郡守。马援一上任，便整顿兵马，派步骑三千人出征。他先在临洮击败先零羌，守塞羌人八千多，望风归降。当时，羌族各个部落还有几万人在浩亹占据要隘进行抵抗。马援和扬武将军马成率兵进击，羌人将其家小和粮草辎重聚集起来在允吾谷阻挡汉军。马援率部暗中抄小路袭击羌人营地，羌人见汉军突如其来，大惊，远远地逃入唐翼谷中。马援挥师追击，羌人率精兵聚集北山坚守。马援对山摆开阵势佯攻，吸引敌人，另派几百名骑兵绕到羌人背后，乘夜放火，并击鼓呐喊。羌人不知有多少汉军袭来，纷纷溃逃。马援大获全胜。此战，马援身先士卒，飞箭将其腿肚子都射穿了。光武帝得知后，立即派人前来慰问，并赐给他牛羊数千头。马援像往常一样，又把这些赏赐都分给了部下。

马援

当时，金城破羌（今青海乐都东）以西，离汉廷道途遥远，又经常发生变乱，不好治理。朝廷大臣商议，要把该地区舍弃。马援持不同意见，他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破羌以西的城堡都还完整牢固，适于固守；第二，那地方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第三，假如舍弃不管，任羌人占据湟中，那么，以后将有无穷的祸患。光武帝觉得他言之有理，依从了他的意见，下诏命令武威太守把从金城迁来的客民全都放回。放回的客民一共有三千多，他们各自都返回了原籍。马援又奏明朝廷，为他们安排官吏，修治城郭，建造工事，开导水利，鼓励他们发展农牧业生产，郡中百姓从此安居乐业。

建武十三年（37年），武都参狼羌（羌族的一个分支）与塞外各部联合，杀死官吏，发动叛乱。马援率四千人前去征剿。部队行至氐道县境，发现羌人占据了山头。马援命令部队选择适宜地方驻扎，断绝了羌人的水源，控制了草地，以逸待劳，不许出战。羌人水草乏绝，陷入困境，首领们带领几十万户逃往塞外，剩下的一万多人也全部投降。从此，陇右清静安宁。

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一共六年。由于他恩威并施，使得陇西兵戈渐稀，百姓也逐渐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
马援回到朝廷后，屡次被接见。他须发明丽，眉目如画，善于应对，尤其善于叙述前代故事。在他口中，三辅长者、闾里少年，均有可观可听之处。皇太子、诸王听马援讲故事，从不感到厌倦。马援还善言军事，光武帝常对人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因此，凡是马援提的建议，光武帝都予采纳。

马援

建武十三年，苏定出任交趾太守。麓冷县（今越南水富省安朗县夏雷乡）雒将女儿征侧、征贰姊妹不从法规，苏定以汉法绳之。征侧怒，遂于建武十六年二月，举兵攻苏定。因为征侧、征贰是交趾贵族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所以兵势很大，不久，就占据了交趾、九真的大部分地区。而九真、日南、合浦地区也起兵响应，占据岭外60余城，征贰自立为王。

光武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此后，世人皆称马援为“马伏波”），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光武下诏书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建武十八年（42年）春，马援率军到达浪泊，首战告捷，斩首数千级，收降万余人。乘胜将征侧残部逼入禁溪（在麓冷县境）洞穴之中，封锁洞口将其围歼。交趾悉平。第二年正月，诛杀了徵侧、徵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

战后，马援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之处，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44年）秋，马援率部胜利回京。将士中，十分之四五死于瘴疫。马援还没到京师，好多老友都去迎接慰问他。平陵人孟冀也在其中。孟冀以多智著称，他在席间向马援祝贺。马援对他说：“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邪？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孟冀回答：“愚不及。”马援又诚恳地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孟冀说：“谅为烈士，当如此矣。”这便是“马革裹尸”的来历。

回朝后，光武帝赐给马援一辆兵车，让他上朝与九卿同列。马援并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他担心的只是自己无功受禄，才德不能称位，因而，总想尽可能多地为国家效力。

马援回到京城一个多月，正值匈奴、乌桓进犯扶风，马援自愿请求率兵出征，朝廷同意了。第二年秋，他率领三千骑兵出高柳，先后巡行雁门、代郡、上谷等地。乌桓哨兵发现汉军到来，部众纷纷逃散。

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方武陵五溪“蛮”暴动，武威将军刘尚前去征剿，冒进深入，结果全军覆没。马援时年62岁，请命南征。光武帝考虑他年事已高，没有答应他的请求。马援当面向皇帝请战，说：“臣尚能被甲上马。”光武帝让他试试，马援披甲持兵，飞身上马，手扶马鞍，四方顾盼，一时须发飘飘，神采飞扬，真可谓烈士暮年，老当益壮。光武帝见马援豪气不减，雄心未已，很受感动，笑道：“矍铄哉是翁也！”于是派马援率领中郎将马武、耿舒、刘匡、孙永等人率四万人远征武陵。

岂料这次出兵很不顺利。因天气太热，加之水土不服，士兵多生病死去，军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马援也患了病，只得命士兵在山上凿洞，钻进山洞里躲避暑气。就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军中还有人搞内斗。中郎将耿舒因在行军路线上跟马援意见相左，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便对马援心怀不满，想借机报复。于是他通过其弟耿弇上书朝廷，把军事失利的责任都推给马援，诬告他像西域商人，每到一处就停下来，以致坐失战机，招致失败。光武帝听信了耿舒的话，派虎贲中郎将梁松作为钦差大臣，骑驿站的快马，迅速赶到武陵，监督马援的军队。冤家路窄，原先就记恨于马援的梁松，不但在武陵跟马援见面了，而且奉皇命来监督他。已不被朝廷信任的马援很快就病故了。即便如此，梁松连也不放过他，处心积虑，借故陷害，以报宿怨。

马援这次出征，病死军中，实现了他“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壮志。然而，当“马革裹尸”运回京城的时候，朝廷并没有依照惯例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相反，马援的新息侯印绶被追缴，并且他差点儿死无葬身之地。其原因在于奸邪小人捏造和歪曲事实，挟嫌报复，诬陷马援。

马援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家信——“诫侄书”。信中马援告诫二哥马余的儿子马严、马敦这两个年轻人：我希望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自己父母的名字。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不能说。好议论别人长短，议论时政，是我特别讨厌的。我宁死不愿子孙有这种行为。龙伯高这个人，忠厚谨慎，讲出来的话，没有一句疏失，我敬重他，希望你们学他。杜季良豪侠好义，以他人之忧为忧，以他人之乐为乐，我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学他。为什么呢？因为学龙伯高即使学不到，还能做一个谨慎的人，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画天鹅不像还能像野鸭，虽不逼真，但有些相似，学杜季良如果学不到，那就不免沦为轻薄之人了，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云云。
这封教育侄儿的家信观点很好，即使今人读了，也会有所启发。但是马援始料不及的是，这封信后来为信中所提到的杜季良的仇家所得。那仇家于是上书朝廷，说杜季良“为行轻薄，乱群惑众”，并且拿出马援诫侄书作为证据。那仇家又说梁松、窦固二人与杜季良勾结，将有不利于朝廷的行动。光武帝刘秀听信了告状人的话，免去杜季良越骑司马的官职，梁松、窦固免于处分。但马援无意中跟梁松等人结下怨仇。而这位梁松，并非等闲之辈，他乃光武帝的女婿，所谓“驸马爷”，在朝中“贵重”无比，连公卿大臣都畏惧他几分。他早就对马援心存积怨。
原来有一次，马援卧病在床，梁松前来看望他。在病床前，驸马向马援行礼，马援没有还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问父亲：为何不向梁松还礼？马援说：我和梁松他爹是朋友，梁松虽然当了驸马，但也不能乱了长幼之序啊！马援以为自己做得对，完全符合礼义。而梁松则以为，马援倚老卖老，小瞧了自己，因而怀恨在心。这两件事情凑在一起，梁松必欲报复马援而后快。
待到马援一死，梁松报复的机会来了。因马援生前领兵打的最后一仗失利，光武帝对他不满。梁松看准了这个机会，向光武帝举报马援，说他生前从交趾返回时，带了一军车“明珠文犀”（文犀是有纹理的犀牛角，特别珍贵）。其实马援带回的是一车薏苡仁。马援在征交趾时，得了风湿症。有人告诉他，当地出产的薏苡仁可以治风湿。
马援吃了一点，果然见效，“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家的时候，叫人买了一批颗粒大的薏苡，用车装了带回来。马援本想把种子引进内地，予以推广。这本是一件可以惠及内地民众的好事。然而梁松一告就准，以致光武帝龙颜大怒。马援家人得知后十分惶恐，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自家墓地，与祖先葬在一处，只得在京城西郊买地数亩，草草掩埋。亲友们都害怕受到株连，不敢前往吊唁、送葬。

马援夫人率儿子亲自到宫里向汉光武帝去请罪，汉光武帝怒气冲冲地把梁松的奏章扔给她。马援夫人一看到奏章，才知道她丈夫受了天大的冤屈。马援夫人六次上书申诉，同乡故人朱勃也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正的待遇，才终于得到光武帝的谅解，以丧归葬。

纵观马援的一生，其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在他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南征交趾。在涉及中越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多次谈及和评论过马援。

1950年6月27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接见赴越南的顾问团成员。毛泽东说：“你们到了越南，要虚心，守纪律，见到人家的同志，不但不能摆架子，还要先向人家赔礼道歉。”他又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对人家不起，侵略过人家。大概是汉朝吧，东汉时期，有个大将军叫马援的，带领兵将把人家征服了。有个成语‘马革裹尸’，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史书上马援征交趾，说的就是这回事。交趾，就是现在的越南嘛！”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
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家有各种评论，可以，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

20世纪60年代，应非洲某国革命者请求，中央派一位中将去这个国家，但他没能去。毛泽东听到后，心情沉重地说：“我建议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他又叹道：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哟……”

毛泽东对越南的历史了如指掌，有一次，在陈毅陪同下，毛泽东在外交部小会议室，接见十几名归国的外交使节。毛泽东不慌不忙喝完杯中的茶水，待工作人员重新沏满水后，做了一个潇洒的手势，便开始了他那知识渊博、引人入胜的讲话。讲话的大致意思如下：

越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越两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现代越南是多民族国家，其中以越族为主。越族与古代中国南方的百越人有关系，是百越的一支。古代越人有许多分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越人大致分五部分，多在中国境内：东越在浙江省，闽越在福建省，南越在广东，西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部，雒越在越南的红河流域。
百越中的雒越，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就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占据了红河流域。已经有了发达的炼铜术，创造了东山文化，开始向阶级社会发展。最初是组成了雒越部落联盟，后来，其中一个蜀部落在蜀王子泮的率领下占有了部落联盟的领导地位，建立起越南第一个王朝，史称安阳王。“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占有土地者叫雒王、雒侯、雒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征服了齐、楚、燕、韩、赵、魏诸国，也征服了百越之地。秦派去百越之地的地方官叫赵佗，他搞割据，建立了南越国。到了汉武帝时，国势强盛，消灭了赵氏割据势力，将南越国“分置九郡”，后来又改成七郡。这七郡统称为交趾，长官称交趾刺史。
汉献帝时，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不久，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交州有东汉时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广州有东汉时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秦始皇曾经迁徙内地50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其中，南海等四郡，也就是交、广二州的广州，由于文化较高，交通便利，汉影响力也较强，越人便逐渐朝着与汉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而交趾等三郡，也就是交、广二州的交州，由于条件不同，汉人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了。

西汉时，朝廷常把罪人发配到交趾等郡，与当地人杂居。到东汉献帝时，内地大乱，士人到交趾避难的很多，而且常常是举家迁徙，汉人与越人互通语言，总的趋势还是朝着与越人融合的方向发展。
在汉朝统治时期，雒越人所受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日益加重。东汉光武帝时，锡光做交趾郡太守，这个官大体上还可以。后来换了个叫苏定的人去做太守，这就糟了。苏定是个“睁着眼睛看钱，闭着眼睛办事”的贪污官。他残酷剥削人民，又竭力压制雒将。雒将大体相当一名部落首领吧。苏定杀死了雒将诗索，诗索的妻子征侧是位了不起的女英雄，首先举义反抗，她的妹妹也起兵响应，叫征贰。
征侧、征贰成为起义军领袖，历史上叫做“二征起义”。起义军得到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郡越人俚人的响应，击败汉朝驻军，取得65座城，征侧自立为王。《后汉书》说征侧是为了个人愤怒而起义，这种说法不对。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为什么四郡越人俚人群起响应，为什么刺史太守困守孤城得不到居民援助呢？可见这些刺史太守都是苏定一类的贪劣官。
东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汉兵八千，合交趾兵共两万多人击败起义军，“二征”在作战中壮烈牺牲。马援虽然脱离不开其阶级局限性，但他确是一代名将，有政治头脑。他一面修城治郭，设官驻守，强化统治，一面下令兴修水利，穿渠灌溉，为当地人民办了几件好事，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讲到这里，毛泽东略作停顿，深深地吸了口烟，又缓缓吐出，叹一声道：“马援之后，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地方官大多贪婪苛虐，对越南人民的压迫和榨取十分暴烈，人民忿不能忍，不断举行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却给中国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增强了越南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斗争意志。唐朝灭亡后，吴权击败中国南汉的驻军，自立为主，越南从此独立。经李朝到陈朝，二百多年，民族文化得到很大发展。
在汉字基础上创成了本国文字‘字喃’。越南人民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元朝统治者三次进犯越南，都被击退了。明朝封建统治者侵占越南，也被击退了。越南独立后，中越两国仍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两国的使节和人民的往来更是从未断绝。越南的占城稻种传入中国，还有木棉，对中国农业做出很大贡献。中国的印刷术传入越南，13世纪中叶，越南开始用木板印户口帖子。15世纪后，开始刊刻四书五经。越南人常有举族移住中国广州、海南岛等地。明初参与设计修建北京城的阮安，被明代士兵奉为火器之神的黎澄善，都是越南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确是源远流长。”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主张烈士与青山同在。他早年走出韶山冲赴湘乡县（今湘乡市）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时，为表示自己满怀豪情闯天下、不达目的誓不休的决心和壮志，曾将改写的一首诗夹在他父亲的账簿里，诗云：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其中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很显然化用自马援的壮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马援的“马革裹尸”的意志和决心激励着毛泽东的一生，使他舍家为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